片子中有個關于上帝的笑話是這樣的：一個虔誠的落水者希望上帝能救他。一艘船過去了，他拒絕被救，說，上帝會來救我的。第二艘船又過去，他仍然以同樣的理由拒絕被救。后來落水者溺死了。天堂上，他不服氣問上帝，萬能的主啊，你為什么不來救我？上帝回答道，為了救你，我派出了兩條船。
就如同海明威在《太陽照常升起》的序言中說的那樣，這世界大多數人都在迷茫。我們安慰自己，只因為那里，或許有個上帝，端坐天堂。
《當幸福來敲門》。我想這個譯名大約是來自最后父子倆的一個幽默。knock，knock。這個擬聲詞，足以讓譯者瞬間捕獲一個溫馨而動人的靈感。
看到最后，我究竟是紅了眼眶。雖然片子勵志的目的這樣暴露這樣突兀。八十年代初的美國，越戰結束五年，這個社會才開始慢吞吞的讓戰爭的蕭條逐漸復蘇。黑人。婚姻破裂。受教育不多。帶著這些背景的主人公足以映襯出一些美國當代社會的殘酷現實。愛默生曾說在美利堅這個國家，無論是精神還是財富，從來都不會平等。可是放眼四顧，每個人都在微笑，看起來都他媽的那么幸福。
有多少個美國人，就有多少個美國夢。happiness。杰弗遜在美國的獨立宣言上十三次提到這個詞語。在那個時刻，這位偉大的美國開國元勛相信這是上帝指引他的夢想，于是他們拿起刀槍，不再高唱《上帝保佑女王》。兩百年過去了，杰弗遜成了美鈔上的頭像，然而幸福卻依然無法流通。政府和慈善家們給人提供牛奶和食物，提供臨時住房，卻依然無法給人一個幸福的幻覺。
生活是苦的，眼淚是咸的。賣掉那些白色的“時光機器”不足以維持一個很好的生活，卻足以引起嬉皮士少女和精神病患者的目光。全球化把人縮小，電影又把人放大。安東里奧尼的一句話道盡了電影藝術的魅力。我們失去了關注的焦距，可對于金錢和物質，我們仍舊保持充足的食欲。
我大學的時候讀的昆德拉的第一本書——《生命不可承受之輕》里有句話這樣寫道：生活時常會讓我們感到艱辛，并會讓我們無數次目睹生命在各種重壓下的扭曲與變形。于是我們看到了，平時彬彬有禮，看到幼兒園外墻上有fuck涂鴉都無法容忍的父親，卻被生活逼的像條瘋狗：不付出租車費，為了十四美元和好友翻臉，還蠻狠無禮插隊爆粗。在社會底層掙扎太久，生存的本能無意中便閹割了美德。
羨慕別人的生活如此精致，自己的卻那樣暴力。幸福輕輕的敲門，而不幸和災難卻把門粗暴的踹開。所以，我們常常說錯過愛情，錯過幸福，而災難和不幸會像路邊的小流氓一樣不停的糾纏你，它們通常不會粗心的檫肩而過。
對于軟弱的人來說，受害是一種習慣。在安穩的日子里，我們失去了對前方的災難和危機的甄別能力，我們不在意，是因為通常我們覺得自己不會像那個父親一樣倒霉透頂。
活著，真是很辛苦的事情，卻總有自己堅持的理由。昨天夜里和一個女性朋友促膝長談，她說如果不是這樣或者那樣的牽掛，還不如坐在鐵軌間死掉。我其實很想告訴她，人生越沒有意義越值得過下去。這是加繆的話，充滿了我們對上帝安排的稀松命運的挑釁。尼采飛揚跋扈的說上帝死了，而我溫柔的說上帝只是離開了天堂。他要讓位于我們心中具體的某種幸福和理想。
就像片中的威爾史密斯不停的對孩子和妻子說，我們一定會好起來，我們一定能夠好起來的。在打籃球的時候，他還說，孩子，你一定要保護自己的夢想。那一刻，我看到，幸福的家庭和孩子才是他真正的信仰——沒有繁文縟節的文藝腔，只有一個父愛溫暖的碩碩冬陽。
對每個人來說，上帝是不同的。上帝是個女孩，上帝是把槍。有些時候，他們都背負著某種救贖的現實意義。當生活中的一切都開始拋棄你，當你開始膩味那個god總是用福音和原罪這樣的東西逃避和推卸責任的時候，幸好，堅強的我們，總會找到一個上帝，端坐天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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