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讓子彈飛》影評：革命的狂歡
“辛亥是一個革命”，但《讓子彈飛》卻不是一部向辛亥革命百年獻禮的影片。或許正因如此，寂寞高手姜文不可思議地湊一場賀歲檔的熱鬧，比捱到2011年湊一場更宏大、壯觀、普天同慶的政治賀歲檔，更接近我們對姜文的“常識”。歷史這東西充滿了馬克思說過但不總被提起的“偶然性”，革命的歷史尤其如此。無論是以“吃著火鍋、唱著歌”作為革命的開始，還是革命過程中爆出一段始亂終棄的故事，亦或是革命結束后誰要替誰娶誰，對于革命的演進、電影情節的推動，都沒有本質上的意義。這就是姜文的電影敘事，一種類似于后現代審美的狂歡碎片的拼接、纏繞，折射出一種復雜的革命觀，一種并不純粹的歷史觀。張麻子說，“麻匪遇到土豪，這事本身不復雜。”復雜就復雜在了革命的偉大、高尚，哪一幫、哪一派都要占有它的道德優越性和輿論制高點。因此，置對手于死地還算不上真正的勝利，真正的勝利是置對手于不義，這樣才擁有了革命對反革命的道德話語權，就像張麻子和黃四郎的斗法過程中，擦槍走火只是革命的身體層次，抹黑對手才是革命的道德境界，尤其影片臨近結束時張、黃爭取鵝城民眾的荒誕場面，幾乎是對我們過往神話般的歷史判斷的戲謔：“歷史的主體”可以是人群，也可以是鵝群。把麻匪、土豪、騙子，解讀為革命者，并非有意對流血犧牲的先賢的不敬，而是在嚴肅地探討革命者的素質——麻匪的意志、土豪的決絕和騙子的智慧。革命這東西不是揣著理想和刀子，就能一蹴而就的浪漫故事，革命者與革命者、革命者與反革命者、革命者與民眾?的關系，錯綜復雜、千變萬化。沒有斗智斗勇斗狠的革命素質，怕是在“革命，革革命，革革革命，革革革革命?”（魯迅語）的途中，便做了寓公或死鬼。所以，三巨頭的聯袂與其說展現的是革命隊伍的復雜成分，倒不如說揭橥了革命者身上不同方面的素質、不同向度的人性、一種別樣的“人的全面發展”。每一個姜文都有一個風情萬種的女人，從《陽光燦爛的日子》里的寧靜，到《鬼子來了》里的姜宏波，從《太陽照常升起》里的陳沖，再到《讓子彈飛》里的劉嘉玲，延續著姜文電影里一貫的因素：困難時期里的欲望。夫人的存在雖然意味著革命困難時期的情欲，但卻不再是關于情欲的意義闡釋，如青春期情欲的意義、動亂時期情欲的意義、政治至上時期情欲的意義等。在夫人的身上，姜文表達的不是崔健那種“一個姑娘來到我的身邊，就像一場革命把我的生活改變”的理想和虛無的中間狀態，夫人的輕佻只是作為這場革命狂化的道具存在，在子彈飛的過程中，她和所有的狂化的碎片一樣，充當著反思這場革命的無意義笑料的作用，而當子彈中的，一切結束。一切結束，還是那列火車，還是那群吊詭的拉火車的馬，革命的過程無跡可尋，哪怕是荒誕、狂化的荒誕，剩下的只有革命后的孤獨。所以，張麻子說，“讓子彈飛一會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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